如果说风控是金融的“第一要义”，那么法律则是风控最后那道“屏障”。

众所周知，近几年供应链金融业务在保理业务的基础上快速发展，改变了企业传统的信贷融资模式，备受业内关注。

盈科保理与供应链金融律师团队是国内最早的专注于保理法律服务的律师团队。林思明律师对《贸易金融》记者表示，“从2009年天津开展非银行保理试点开始，我们就开始提供保理方面的法律服务。2016年以后，随着客户逐年增多，客户不断的渗透到整个产业链上下游的供应链金融的服务中去，所以我们团队也逐步把法律服务延伸到服务供应链金融。”

截止目前，盈科保理与供应链金融律师团队累计服务的保理公司、租赁公司、金融科技平台、商业银行等供应链金融机构超过200家，也为数十个保理资产证券化项目提供了法律服务，服务的客户体量在整个中国的律师行中是遥遥领先的。

他进一步表示，“纵向来看，我们深耕细作，不断的加深对于细分产业的研究和法律服务产品的研发。目前我们团队大概分了几个产业的小组，一是物流行业，二是医药大健康行业，三是建筑房地产行业，四是大消费金融行业，五是新能源行业等。横向来看，服务的领域包括保理、租赁、小贷甚至科技金融，当然还运用科技赋能法律服务产品，这样形成了自己的法律服务产品体系。”

据了解，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简称“盈科律所”），是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全球化法律服务机构。目前在国内拥有78家分所、在海外53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18家分支机构，是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律师事务所。

一、供应链金融法律服务特点：涉及多个主体，依托于细分行业具体交易

在谈到供应链金融业务特点，林思明律师对记者表示，供应链金融业务与其他的金融业务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供应链金融业务基本上是涉及多个主体。比如保理是围绕着应收账款这样的一个核心去做的，至少有两个还款来源。

第一方面，应收账款是产生于细分行业的具体交易，由于产品和服务特点的不同，因此对应收账款界定、账期的要求也不同。

例如，从账期的角度，医药行业和建设工程行业的应收账款的账期是普遍较长的，可能通常在半年到一年之间，甚至有的会更长。但大宗商品贸易账期是比较短的，可能只有几天的时间。而一些消费品行业的账期可能在一两个月之间。

因此，在了解了交易惯例之后，我们能发现一些交易资料的异常，进而作为判断交易真实性的依据之一，比如大宗商品贸易的保理，基础合同账期是一年的，则可能违背了交易常理，存在造假的可能性。

第二个方面，不同的行业他会产生的商业纠纷的要点不同。比如有些行业它的产品是标准化的产品，本身不易产生纠纷。而有的行业是较容易发生商业纠纷的，如生鲜行业。因此，对行业本身商业纠纷的理解对于有效防范供应链金融业务风险至关重要。

林思明律师认为“因此要去具体的了解产业的交易惯例、规则以及风险，这也是我们团队要去深耕细作，吃透每一个行业的原因。”

二、应收账款融资最核心问题：发票时间悖论和核心企业确权难题

供应链金融业务，特别是保理业务中，大部分的保理商希望核心企业（如国企、上市公司）对应收账款进行确权，确认应收账款金额、付款时间，甚至要求免除商业纠纷。

从买方角度看，他们是不愿意确权的。

原因一，从金额角度看，对于债务人来说交易是持续在进行的，在交易的过程中存在一定商业纠纷或者风险，会导致应收账款金额发生变化，比如货物质量、逾期交货、知识产权侵权等等一系列的卖方可能会发生的违约行为。

原因二，从应收账款时间看，虽然付款时间在基础合同里面有约定，但是债务人在供应链主体地位使其在交易的过程中处于强势的一方，大部分有地位的债务人都想晚一点支付。

所以从金额和应收账款付款时间来看，让核心企业确权也是很难的。更难的是，有很多的保理商希望债务人在确权文件里面能够去免除商业纠纷，甚至有些要求去放弃抗辩权、抵消权。还有一些是要求变更争议解决方式，变更诉讼的管辖权。

另外，林思明律师表示，在发票这个领域想请提醒广大金融机构注意的是，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因为在常规交易习惯里，发票的开立时间与卖方申请人申请融资的时间是矛盾的。

在常规的交易习惯里面，比如说应收账款的账期是6个月，发票一定是等到6个月快满的时候，买方核心企业准备付款的时候，发票才会开立出来。而不会是在货物已经交付，卖方申请人申请融资的时候开立发票。

因为发票开立出来交给买方核心企业，买方核心企业就去做认证做抵扣。那么对于卖方来讲，本来这笔钱是要6个月后才能收，但是现在把发票开出来之后，卖方当月他就得交税了。所以卖方申请应收账款融资或者保理的时候，是不会开发票的。

那么保理商要卖方开发票才能做融资，这事实上是违背基础交易的交易惯例的。所以在实践中经常遇到，为了满足融资的需求，卖方申请人先开了发票，然后再把发票给提前作废掉了。然后等到真正要付款的时候再开发票。

三、供应链金融领域重要的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

发票时间悖论和核心企业确权难题的存在是基于基础交易是真实的，如果底层的基础交易是伪造的，那么就是比较严重的信用风险了。在整个融资项目里，合同交易文件，包括转让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等确权的文件，事实上都是可能存在造假的。

如果应收账款是真实的，那么保理业务的风险是很小的。因为它有两个还款来源，买方到期的付款和卖方的还款。但如果应收账款是虚假的，那么风险就非常大了。

“而我们认为应收账款融资有最大的三个层面风险，第一是信用风险，第二是操作风险，第三是法律风险。”

如果说排除了信用风险，那么第二个层面需要面对的就是操作风险，但操作层面本身是从尽职调查的角度，通过历史交易的记录的核查，通过线上化的手段去识别应收账款真实性的问题。

当然很多保理公司的操作风险主要来源于把重心放在主体的尽调上面，而忽略了交易本身。应收账款转让操作环节、通知环节、转让登记环节、回款控制的环节等等都存在操作风险。

那么第三个层面就是法律风险，这是供应链金融业务最核心的风险之一，涉及对应收账款的界定，对于债权凭证文件的界定，涉及应收账款权利瑕疵、权利风险，或者说基础交易本身的商业风险。

四、法律服务科技化，抓住金融科技深入发展大趋势

林思明律师向记者透露道，供应链金融未来的发展方向，第一是走向产业方向更加细化领域。第二是科技将持续赋能供应链金融。

如今，供应链金融业务正在加速线上化。综合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对供应链金融未来的发展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实现通过这些技术金融机构可以极便利地参与到交易的物流和信息流等等，可以有效地确认应收账款真实性。

林思明律师表示，“盈科保理与供应链金融律师团队会沿着产业供应链金融发展的大趋势，做法律服务的创新。我们的法律服务也在不断科技化，把法律服务更好地嵌入到底层的不同行业的交易过程中去”

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用科技的手段去提升法律服务。通过分析各项金融科技在落地和具体做业务的过程中存在的法律问题，提前把法律服务嵌入到金融系统里。通过系统抓取账款对应的合同发票、交易单据和保理业务合同，在自己的系统里形成尽职调查的报告，并且通过文本快速形成法律意见书，并通过专业的团队去复核。

第二个方面是供应链金融数据保护的问题。因为泄露用户的隐私会给金融机构带来极大的风险，甚至会被监管部门整顿、被公安立案侦查。那从法律关系的角度来讲，用户在注册平台时，用户协议、交易文件和有效授权等方面就非常重要。

五、海外供应链金融业务主要涉及政治风险、法律风险

盈科作为全球法律服务机构，有大量服务进出口保理的案例。林思明律师表示，在整个全球供应链里主要包括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政治风险是各国贸易地位不平等、各国国家战略不同等带来的贸易摩擦，例如欧美地区的一些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等。

法律风险则是各国法律差异，比如应收账款转让通知的有效性，在中国的法律规定通知就生效，但是按照其他国家法律可能是要对方同意才生效。

他强调，尤其是出口保理，要关注进口商所在国家跟中国是否有一些司法协助条约，否则在中国的判决在这些国家是不能执行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出口结算，目前国家外管局规定不可以直接收取外汇，需要在外管局结算外汇。

六、依托丰富的实践经验，给供应链金融客户更多法律支撑

最后，林思明律师总结道，“供应链金融的法律风险，主要是两个层面，一个是底层基础交易的风险，第二个是转让之后的供应链金融业务风险。”

这两个层面的法律风险是有区别的。那么从底层基础交易的法律风险，应该说中国现有的法律体系还是比较完善的，特别是合同法。但是应收账款转让之后，比如说保理层面的法律风险，虽然本次保理合同纳入民法典，但是还是很单薄，供应链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善。

他表示，所以作为专注于供应链金融领域的律师，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丰富的实践经验，给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客户更多的法律支撑，给地方法院和司法机关更多的意见和支持。

2020年05月19日

记者张铭研